编者按：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本刊将陆续刊登专题研究文章。本期聚焦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以中国和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探寻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律，是中国经济学界面临的历史责任。

摘要：本文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运动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对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一是由于在不同社会或同一社会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甚至同一社会的不同国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会表现出不同的规律，因而创立揭示中国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特殊规律的中国经济学符合经济学创立的理论逻辑；二是由于经济学在不同社会或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甚至同一社会的不同国家，于思想史上都会产生不同的理论体系，因而以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特殊经济规律为目的来构建中国经济学，符合经济学演进的历史逻辑；三是由于我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表现出不同的规律，中国实践就需要中国经济学分别揭示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运动规律，因而把富起来和强起来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理论统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或者单独把强起来发展阶段的经济理论构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符合经济学创立的实践逻辑。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 世界观 中国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进而认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只有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运动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经济学，开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一、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逻辑

构建中国经济学，首先需要从理论上解决中国经济学的创立问题，也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创立需要符合经济学发展的理论逻辑。对于创立中国经济学的问题，学界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中国经济学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而解决中国经济学的创立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这一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科学地发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揭示了任何人类社会都是一个从产生、发展、成熟到被新的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所替代的自然历史过程，从而决定了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经济社会形态。既然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自然历史过程，那么，在不同社会或同一社会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甚至处于同一社会的不同国家，由于经济社会客观条件的不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将会表现出不同的特殊规律，这就需要构建揭示这些特殊规律的不同的经济学，形成经济学理论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多样化繁荣态势。对此，恩格斯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之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的首要任务是揭示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政治经济学虽然不否认一般规律，但一般规律必须建立在对特殊规律揭示的基础上。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运用抽象的、孤立的、一般的概念和范畴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的自然形式，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了深刻剖析。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评价道：“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这就使古典政治经济学能够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中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进行科学的研究，从而具有了科学的成分，成为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但是，马克思同时也明确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符合人的本性的、永恒的自然生产方式。“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这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具有的庸俗性一面。

马克思认为：“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必然忽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转向脱离开特定生产关系的生产力研究。由于脱离开特定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力时就必然把人作为孤立的个人而不是社会关系中的人加以研究，并从孤立的个人活动来理解社会现象。如哈耶克认为：“我们在理解社会现象时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只有通过对那些作用于其他人并且由其预期行为所引导的个人活动的理解来理解社会现象。”由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从孤立的个人出发分析社会经济现象，这就必然把个人行为动机的决定因素理解为个人的主观感觉，从而形成了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可以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看作是永恒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所以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性做出了如下基本判断：只要资产阶级经济学“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做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做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一旦阶级斗争达到了日益鲜明的形式，就“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虽然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演进，但它却始终坚守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证明了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引发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的基本规律，但为拯救资本主义而出现的凯恩斯经济学并没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分析生产过剩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而是把生产过剩归结为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则取决于社会的心理特征，并认为“在这个心理规律中，可以找到存在于我们现实中的问题的关键”。

马克思认为，脱离开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研究经济现象，不可能科学全面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特定的经济规律。马克思明确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在经济学所揭示的经济规律中，的确存在适用于一切社会或几个社会的一般经济规律，但这是极少的，而且这种一般经济规律如果不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不可能解释现实的经济现象的，更不可能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例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女王在访问伦敦beat365中国官方网站时提出为什么没有人能预见到这次严重的金融危机。英国经济学家们回信承认道，尽管使用了国内外最优秀的数学头脑，但由于研究中常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关注金融活动的枝节，没能将系统性风险视作一个整体，结果从每个人的研究来看风险的确很小，但就整个系统来说风险却是巨大的。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系统并不是每个人的简单加总，从孤立的个人无法理解整个社会现象。又如，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的经济高速增长，西方经济学脱离开生产关系的变革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作为西方经济学重要分支的制度经济学，虽然触及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但对制度的研究是不彻底的，因为它所涉及的制度主要是指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规则、组织、文化和思想习惯等，也就是在体制或模式层面上的制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讲的制度不仅包括体制或模式等浅层次的制度，更重要的还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体制机制等深层次的制度。西方经济学之所以没有探讨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体制机制等制度与生产力发展的矛盾运动规律，根本原因就是它们假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永恒的美好制度。西方经济学由于缺乏对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研究，单纯研究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规律，不仅使它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而且还得出了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结论，并一直坚信了20多年。

因此，创立揭示中国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特殊规律的中国经济学，符合经济学创立的理论逻辑，也符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逻辑。

二、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历史逻辑

构建中国经济学，还需要从经济学发展史上考察是否存在不同类型的经济学，从而使中国经济学的创立符合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逻辑。运用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考察经济思想史就会发现，经济学在不同社会或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甚至同一社会的不同国家，都曾产生不同的理论体系，成为解释特定时代经济现象和改造特定时代的理论学说。这主要体现在：

1.不同社会的经济学。所处的社会不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必然不同，自然也就会形成不同的经济学，如奴隶主义经济学、封建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等等。古希腊学者色诺芬（公元前5-前4世纪）的《经济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经济”一词作为书名的经济学著作，它是奴隶主义经济学；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最早使用了“政治经济学”一词，它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经济理论。因此，经济学从诞生那天起就带有深深的特定时代的烙印。

2.同一社会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学。虽然处于同一社会，但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也会不同，自然也会形成不同的经济学。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进程中，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学。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早期出现的经济学是重商主义经济学，其把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看作是财富的源泉；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产生时期的经济学，担负起了反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历史重任，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思想上的体现；新古典经济学是资本主义成熟时期的经济学，因而其将资本主义描绘成最完美的制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的产物，其否定了市场万能论，提出了政府干预理论，构建了宏观经济学。

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发展进程中，不同的经济学不仅表现出理论体系的差别，而且还有根本性质上的区别。马克思把从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与之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严格区分开来，认为前者还能够是科学，但达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可逾越的界限，后者则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庸俗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之所以会出现科学性质上的差别，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所处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同，因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状态不同。马克思认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经济学，因而还可以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触及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但随着“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就被庸俗经济学替代了。西方学者也看到了同样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但却形成了不同经济学的根本原因，如罗宾逊就认为：“马克思代表革命的社会主义；马歇尔，对资本主义的自满的辩护；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的清醒的辩护。马克思是在设法了解这个制度以加速它的倾覆。马歇尔是在设法把它说得可爱，使它能为人们接受。凯恩斯是在力求找出这个制度的毛病所在，以便设法使它不致毁灭自己。”因此，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甚至站在同一阶级的立场上但由于这一阶级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利益诉求不同，都会形成不同性质的经济学，这表明经济学具有鲜明的立场和利益诉求。

3.同一社会不同国家的经济学。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即使在同一社会的同一时期也会产生代表不同国家利益的经济学。恩格斯在分析德国人在一切科学领域都与其他文明民族不相上下，唯独只有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没有德国人名字出现的原因时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可是这种关系在德国是不存在的，这就使其不会产生研究发达资产阶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产生代表德国当时发展阶段的国家利益的政治经济学，这就是李斯特经济学。恩格斯把李斯特经济学称为最先形成了工业家的保护关税派。在这里，恩格斯依据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明确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发达资产阶级关系的经济学；另一类是研究不发达资产阶级关系的经济学。这两类经济学具有性质上的差别，不能混为一谈。

4.中国经济学。中国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是一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这就使得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必然有自己不同的制度和道路选择，从而形成不同的经济学。中国又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生产力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必然表现出不同的特殊规律，这就需要构建中国经济学以探索中国经济运动的特殊规律。中国还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这就要求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和实践也表明，“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这就决定了以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特殊经济规律为目的构建中国经济学，是运用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运动规律的必然结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经济学人的使命担当。

创立中国经济学并不否认经济学一般，而恰恰是以经济学一般的存在为前提。从中国经济学最一般意义上讲，其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般原理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独立存在，就必然承认中国经济学的独立存在。同样，西方经济学揭示的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中国经济学也要创造性地加以吸收借鉴和运用。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不但没有离开经济学发展的世界文明大道，反而在这条大道上开辟了经济学发展的新境界。

5.西方发展经济学。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兴起表明，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有自己的经济学。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条件，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发展规律，因而就需要构建以揭示发展中国家经济规律为己任的经济学。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发展中国家的实践需要，从而迅速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学，至今其一些基本观点还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但是，由于西方发展经济学是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为背景创立的，脱离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条件和现实，致使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指导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实践中出现失效或失败，因而西方发展经济学在经历了短时期的繁荣后迅速陷入衰落。对此，英国《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年第1期推出的以“发展经济学：恰当或错误的命名”为主题的特刊社论中明确指出：“很多发展经济学的支持者认为，复制西方发展模式是通向繁荣的道路，是解决贫困、饥饿等问题的明确方案。但70多年来，在完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复制西方模式的尝试，已经被证明不过是‘削足适履’”（Bracarense, 2021）。因此，只有依据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和典型事实重构发展经济学，才能使发展经济学具有生命力和指导作用。这从反面证明，脱离开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和特定现实的经济学是不科学的且没有生命力的。

三、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实践逻辑

构建中国经济学还必须依据中国的实践，解决是否需要中国经济学回答中国之问、时代之问、世界之问，也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创立需要符合经济学发展的实践逻辑。中国经济学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就决定了其发展历程就应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始，或者说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开端。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就明确把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划分为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与此相应地，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也分别发生了转化。在站起来的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在富起来的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强起来的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相适应，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就会表现出不同的特殊规律，因而中国的具体实践就需要中国经济学分别揭示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运动规律，而对这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经济运动规律的分别揭示，就构成了中国经济学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1.站起来的经济理论。在站起来的发展阶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表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严重束缚，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用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这就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研究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研究主题是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研究目的是实现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通过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性质的深入分析，科学地认识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因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里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经济学领域，就是运用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揭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特殊运动规律，从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最早把研究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经济理论纳入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框架。1938年，王亚南和郭大力翻译出版了《资本论》，推进了马克思经济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传播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王亚南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要求“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极力倡导“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也就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王亚南之所以提出要构建中国经济学，就是因为“政治经济学的性质，不同于与现实社会无关的道地的形而上学一类东西，它是现实经济的理论的表现”。而且，“中国人从事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和要求，是与欧美大部分经济学者乃至日本经济学者不同的，他们依据各自社会实况与要求，所得出的结论，或者所矫造的结论，不但不能应用到我们的现实经济上，甚至是妨阻我们理解世界经济乃至中国经济之特质的障碍。”因此，王亚南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进行了深刻、全面揭示，先后出版了《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系列著作，构建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学理论体系，为我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经济理论支撑，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和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驱。

2.富起来的经济理论。在富起来的发展阶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不再表现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严重束缚，而是新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需要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来为自己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显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优越性。这就决定了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研究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研究主题是发展，研究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向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学由于把生产力纳入研究对象，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且还可以把西方经济学中关于揭示生产力发展一般规律，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吸收借鉴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使中国经济学既包含了经济学的一切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又具有中国特色，从而既能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又能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使中国经济学具有了世界价值。

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学之所以还要研究生产关系，一方面是坚持运用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适应生产力高速增长的要求，不断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能够在更大程度上解放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永远在路上；另一方面是适应改革传统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更好地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实践证明其在解放生产力上具有巨大的制度优越性。

3.强起来的经济理论。在强起来的发展阶段，由于我国开启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要求我国经济必须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这一方面要求加快推进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要求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统筹发展与安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把发展的主动权、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决定了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进一步扩展到保护生产力，研究主题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研究目的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学继续把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显示了富起来和强起来两个发展阶段是同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个前后继起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把研究对象进一步扩展到保护生产力，主要是基于防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现代化的外部冲击，以及破除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制约，从而要求把保护生产力提升到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同样的高度；把研究主题从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求把创新置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位置，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由于富起来和强起来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不同发展阶段，因而富起来和强起来两个发展阶段的经济理论可以统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因此，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简单等同于中国经济学。如前所述，中国经济学的构成，从不同社会来看，包括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两大组成部分；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程来看，则包括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指我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所经历的富起来和强起来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理论。

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虽然是揭示两个不同社会经济规律的科学，在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目的等方面存在根本性区别，但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程来看，其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立场上揭示中国经济运动的特殊规律。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以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为主线，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奋斗为主体，我们就可以把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统一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之中，构建完整系统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所包含的富起来和强起来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理论，虽然拥有共同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都要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等基本特征，但二者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先后继起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理论，在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主题等方面存在继承和发展创新的关系。在富起来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成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直接等同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因此，我们既可以把富起来和强起来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理论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体系之中，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逻辑发展进程和历史发展进程，也可以把强起来发展阶段的经济理论独立出来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体系，呈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体现中国对经济学发展的世界贡献。

（注和参考文献略）

原载《经济学动态》2023年第1期，全文可见经济学动态网站“最新目录”栏目，或点击微信页“阅读原文”。